原材料價格漲了30%～40%，潮汕外貿企業如何找到生存空間？

“我們最近的生產成本一路飆升，原材料價格漲了30%～40%。工廠又不能不管，只能盡可能尋找其他受影響不那么大的原材料來替代吧。”

作為潮汕外貿制造企業，潮州市楓溪區東陽陶瓷制造公司總經理何佳陽告訴第一財經，受國際局勢的影響，他們在生產中使用的能源價格最近陡升至少四成，而這一成本在總成本的占比超過30%。再加上近期人民幣升值，讓他們面臨著比前兩年還要大的挑戰。

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的數據顯示，中國液化天然氣出廠價格自2月7日起一路直線上升，3月2日的價格幾近翻倍。

在3月1日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表示，今年我國的外貿壓力非常巨大，形勢也非常復雜嚴峻。從需求收縮來看，全球疫情還在起伏反復，復蘇的勢頭不穩，外需市場也面臨一些不確定性。從供給沖擊來看，原材料、大宗商品的供給仍然沒有恢復，供應鏈的這些瓶頸還沒有得到緩解，短期內預計也難以得到緩解。從預期轉弱來看，缺柜、缺工等問題持續困擾外貿企業，原材料價格、運價成本現在還維持在一個比較高的水平。特別是一些中小外貿企業，有的盈利并不是很樂觀，也影響了他們接單的信心。

如何在更大的壓力和挑戰下，找到生存和發展的空間?隨著跨境電商在全球疫情下加速滲透，越來越多的外貿制造企業開始在近兩年的跨境電商試水中積累了經驗，也在試圖尋找新的商機。

試水跨境電商嘗到“甜頭”

雖然在最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成本壓力，但何佳陽在過去的兩年里，收獲了每年連續50%的增長。而在此前，每年的增速不過10%～20%。其中的動力，除了全球疫情的大背景，還因為年輕的她開始讓家族的傳統制造廠開啟了跨境電商的轉型。

三年前，畢業回國的何佳陽進入了父親創辦的陶瓷制造廠，負責陶瓷用品的外貿銷售和運營。如今，工廠生產的所有產品均通過跨境電商的形式出口。

1999年出生的陳瀚，也是帶動傳統外貿制造企業向跨境電商邁進的新生力量。作為汕頭市澄海區匯業玩具有限公司的接班人，他告訴第一財經，近年來開始做跨境電商，并且跨境電商業務已占50%～60%的他們，去年的業務量增長了40%。

“父母輩不怎么了解線上的運營，但給我們留下了供應鏈的端口和資源。”在陳瀚看來，他們所收獲的正是供應鏈的紅利——全國約80%的兒童類玩具產自潮汕地區，當地這一產業的供應鏈齊全且成熟。

在3月1日的2022跨境電商(東南)峰會上，阿里巴巴國際站中國供應商及跨境供應鏈總經理王添天表示，從產業的優勢上來說，中國是一個具有鮮明的產業供應鏈集群效益的供給國，其中，閩汕大區以機電、紡織、陶瓷為最核心的出口行業。然而，在過去的一年里，外貿制造企業的利潤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無論是物流的成本、匯率的波動，還是合規服務的成本，諸多因素的疊加都讓原來外貿出口比較確定的利潤空間出現了極大的不確定性。

而背靠強大的供應鏈基礎，借助跨境電商平臺縮短鏈路和周期，并更好地開發出適應市場變化和需求的產品與服務，在品牌建立中收獲更大的定價權甚至溢價空間，成為越來越多外貿制造企業轉型和突圍的方式。

福建省新時穎服飾工貿有限公司總經理林時樂從2005年就進入了跨境電商領域。他告訴第一財經，跨境電商把傳統外貿的鏈路縮短了，傳統外貿是7個流程，而跨境電商是2個或3個流程，可以讓供應鏈獲得更高的利潤。在匯率的波動中，跨境電商也可以掌握更大的定價主動權，通過產品的改進或調整中適時漲價，也讓供應企業擁有了更強的把控力。

在林時樂看來，中國賣家的最大優勢就是供應鏈的整合和資本的應用，而跨境電商是中國品牌國際化的初級階段。

ADO品牌創始人謝森初是電動自行車出口企業，其自主品牌的產品從去年5月開始通過跨境電商出口。謝森初對第一財經表示，通過跨境電商做品牌，定價權在自己的手上，“一開始我們把產品價格定在海外本地品牌的70%左右，面對原材料成本上漲等，我們就通過產品的及時升級來相應漲價”，利潤受到的影響并不會像傳統外貿企業那么大。

海關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綜合保稅區、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進出口分別增長了24.3%、26.4%和57.7%。在新興貿易業態方面，我國跨境電商、市場采購規模迅速擴大，其中，2021年我國跨境電商進出口規模達到1.98萬億元，增長15%。自2017年以來，我國跨境電子商務規模5年增長近10倍。

今年2月，國務院批復同意在27個城市和地區新設跨境電商綜試區。截至目前，全國共設立跨境電商綜試區132個，已經基本覆蓋全國，實現廣東、江蘇、浙江等外貿大省和北京、天津、上海、重慶等直轄市全覆蓋。

傳統外貿轉型的挑戰

傳統的外貿制造企業在轉型跨境電商的過程中，會面臨怎么樣的挑戰?

王添天告訴第一財經，傳統外貿制造企業的核心挑戰是，如何在平臺上獲得買家的信任，并且把這些買家轉化成客戶?以前這些企業主要通過傳統的展會去獲得訂單，與買家會有一個線下面對面溝通的機會，而買家也看重企業的生產制造或供應鏈能力，但現在轉移到了線上，要形成轉化則需要加強在跨境電商平臺上營銷和店鋪運營的能力，以更好地展示企業地實力，并盡可能精準地命中客戶。

“現在的外貿訂單越來越小額化，而買家對于傳統外貿的服務也有著較強的依賴性，并不專業，因此賣家也需要通過平臺來提供這樣的配套服務和資源。”王添天表示，為了更好地服務中小外貿企業的需求，國際站也從原來的撮合平臺變成了交易平臺，如今正在進一步升級為供應鏈綜合服務平臺。

阿里研究院新產業中心主任郝建彬認為，正是中小微企業在外貿中對于物流資金、通關、財稅和綜合服務等方面的需求增長，帶動了中國跨境電商的飛速發展。

他提出，阿里研究院通過去年二季度做的中小外貿調研發現，大概38%的企業都面臨虧損的狀況。其中，交易額在3000萬美元以上的企業更關注品牌化和海外倉發展的充分性，交易額在80萬～3000萬美元以下的企業則更關心出口國稅收的風險，對于15萬～80萬美元規模的企業，則更加看重電商未來的流量，以及出口國的政策風險，而規模不到15萬美元的小微企業關注的是出口國的法律風險，同時缺少相關的法律和運營的人才。

其次，雖然跨境電商平臺比單家企業具有更強的歸集運力和倉儲能力，可以相應降低企業的出海成本，但企業仍然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國際物流成本大幅上漲的影響。因此，郝建彬表示，如何提升商品的附加值，是外貿企業在轉型中要思考的。

第三個挑戰是外部環境的復雜多變，比如出口國或目的地的稅收和法律風險上升以及貿易保護主義趨勢下保護性關稅提高等。種種挑戰都需要外貿企業在提高電商運營能力的同時，關注整個生態中海外倉、物流運輸能力以及支付安全等問題。

陳瀚表示，今年企業的出口規模預計將達到了500多個貨柜，因此他想直接找船東簽約，提前鎖定艙位以保障運力和運價。

在林時樂看來，外貿制造企業要做跨境電商需要有長期思維，在不同階段注重自身的提升，并注重產品的研發和本地化的售前售后服務。

“水庫開閘時，每條魚下來都暈的，捕魚很容易。”林時樂表示，跨境電商在疫情下的快速發展時期，企業能提供的服務和產品品質并沒有提升，物流和售后也是如此，再加上銷售價格上漲，客戶整體的體驗在下降，這對行業的長期發展并不利。疫情過后，國際客戶對于品質和性價比的要求會更高，歐美本土企業的線上水平也在提升，因此跨境電商將會迎來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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