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費相對低迷有疫情因素 更重要的是可支配收入不足

疫情沖擊后，我國經濟復蘇持續向好，但居民消費復蘇始終慢于投資需求，成為制約經濟持續復蘇的重要因素。1~2月份，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同比增速為6.7%，較2021年12月同比增速有所提高，但仍低于疫情之前的平均水平。居民消費低迷是典型的結構性問題，主要體現為衣著、居住和食品煙酒等必需品消費基本回到了疫情之前的趨勢水平，而耐用品和可選消費仍有較大的需求缺口。

圍繞消費復蘇緩慢有兩個主流的解釋。一是當前的防疫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居民消費的復蘇，特別是對服務消費產生負面影響;二是消費復蘇緩慢事實上反映出的是居民部門收入沒有得到充分恢復。我們的測算結果表明，防疫大概能解釋當前居民消費需求缺口中的20%~25%，居民收入不足才是制約消費的主要因素。

促消費首先是促收入，政策重點應聚焦在提高經濟景氣程度、補貼中低收入人群等方面。這要求財政政策在增速和結構層面都要體現出一定的力度。消費券等方式應重點針對價格彈性較高的消費品類，這有助于提高財政支出效果。政府可考慮設立專項基金，補貼因疫情防控給企業造成的現金流損失，緩解疫情不確定性給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帶來的焦慮感。

消費不足主要體現為可選消費不足

2020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在經歷疫情沖擊后持續恢復，但在復蘇進程中，居民消費的恢復進度一直相對偏慢。我們的測算發現：當前居民消費水平總體距離潛在的趨勢水平還存在著一定缺口，且缺口主要由教育文娛、交通以及醫療保健等可選消費貢獻。

具體而言，基于城鄉一體化調查數據，我們對經過價格調整后的2013年~2019年居民八類消費的實際支出數據做HP濾波處理，得到實際支出的趨勢序列。然后，用趨勢增速擬合的方式獲得2020年~2021年的趨勢序列。用對應時期內的居民消費實際支出與消費支出趨勢項做比較，可以得出消費支出偏離趨勢項的幅度=(實際消費支出-趨勢項)/趨勢項。如圖1所示，2021年居民消費支出距離趨勢水平的缺口雖較2020年大幅收窄，但仍低于趨勢水平1.9%，總的缺口仍有5868億元。

從結構來看(圖1)，八大類消費支出中，2021年衣著、居住和食品煙酒等必需品消費基本回到了疫情之前的趨勢水平。但是，耐用品消費和服務類消費等可選消費的復蘇不及預期，距離疫情之前的趨勢水平還有比較明顯的缺口。2021年，教育文化和娛樂消費支出的缺口幅度最大，達到9.8個百分點。其他可選消費支出的缺口幅度雖然有所縮小，但缺口仍然為負。其中，交通和通信消費支出的缺口僅次于教育、文化和娛樂消費支出，比趨勢值低了5個百分點。醫療保健支出也有2.1個百分點的趨勢缺口。

居民消費復蘇緩慢主要受收入影響

上述測算表明，消費復蘇仍有較大的潛力，關鍵是找準制約消費復蘇的因素。目前，圍繞消費復蘇緩慢有兩個主流的解釋。一是當前的防疫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居民消費的復蘇，特別是對服務消費產生負面影響;二是消費復蘇緩慢事實上反映出的是居民部門收入沒有得到充分恢復。

由于商品消費受到防疫的影響要比服務小得多，那么如果防疫政策是限制居民消費的主要原因，我們應該看到居民消費在商品和服務兩個層面存在明顯的結構分化：商品消費基本回到趨勢值，而服務消費顯著偏離趨勢值。

基于上述邏輯，我們可以通過觀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數據中：1)剔除汽車后的商品銷售額;2)以餐飲收入為代表的服務消費這兩類消費的差異表現，來簡單判斷防疫政策對居民消費的解釋力究竟如何。之所以剔除汽車銷售，主要是為了排除供給端的影響，因為疫情沖擊導致汽車芯片供給一度出現了短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汽車消費并對整體商品消費形成了拖累。

接下來，我們對兩類消費指標的當月值做12個月的移動平均處理(剔除季節因素)，然后根據2012年~2019年處理后的數據做線性外推，得到2020年至今的趨勢值水平。如圖3所示，疫情沖擊后商品和餐飲代表的服務消費都與趨勢水平有明顯偏離。2021年以來，兩類消費距離趨勢的偏離程度有所收窄，但是2021年7月以來剔除汽車后的商品消費距離趨勢水平的缺口始終保持在6%左右，并沒有繼續收窄。而餐飲收入距離趨勢的偏離程度進一步放大，目前達到-11%。這基本上反映出2021下半年疫情反復暴發對服務業的持續沖擊，同時也表明年初至今居民消費復蘇并沒有顯著加速。

上述測算表明，如果用剔除汽車后的商品零售和服務消費的差距來衡量防疫政策對消費的影響，那么針對餐飲收入與趨勢水平11%的缺口，防疫政策能解釋的部分大約只有5.5個百分點，剩下的6.5個百分點的缺口可以理解為是收入效應，即收入復蘇緩慢導致服務消費不足。進一步，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最終消費支出中商品和服務大約各占50%。由此可知居民部門消費距離趨勢水平的缺口部分中，防疫政策大概能解釋20%~25%，居民收入不足才是制約消費的主要因素。

疫情之后美國居民消費的結構性變化也從側面驗證了居民收入的改善程度對消費的影響巨大。美國針對居民部門提供了大規模財政補貼，穩住了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從而穩住了居民部門的購買能力。但是，疫情確實給服務業造成了顯著影響，社交距離限制等政策也對部門服務業造成沖擊。如圖3所示，美國居民部門的商品消費早在2020年6月就回到了趨勢水平，此后一直保持在趨勢水平之上，而收入彈性更高的耐用品消費復蘇尤其強勁。截止到2021年10月，美國居民部門的服務消費距離趨勢水平仍有-3.5%左右的偏離。這與中國餐飲收入中可以由疫情沖擊解釋的缺口規模大致相同。

我們還可以結合各類消費需求的收入彈性考察影響居民消費的主要因素。如果是收入效應，那么應該能夠看到各類消費支出的缺口與其各自的收入彈性呈現明顯的相關性，即需求收入彈性越高的消費支出，對應的趨勢缺口也應該越大。

我們計算了八類消費需求的收入彈性，發現消費支出的收入彈性與對應的趨勢缺口確實存在明顯的對應關系，即收入彈性越大的消費種類，對應的趨勢缺口也越大。如圖4，交通通信、醫療保健、教育文娛消費的收入彈性均較高，而根據前文的測算，這些消費在2021年均呈現出較大的趨勢缺口。

居民消費既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礎，又是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發動機。當前居民消費相對低迷固然有疫情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可支配收入不足。因此，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塑造良好的收入預期是促消費的基礎和關鍵。

第一，宏觀政策應緊緊圍繞“穩增長”持續發力，保證合理的經濟增速、保障充分就業，夯實改善居民收入的經濟基礎。在這個過程中，財政政策尤為重要，首先要在財政支出增速層面體現出明確的擴張力度，底線是財政支出的增速不能低于名義GDP增速。

第二，公共支出結構應持續優化，除了對企業部門的減稅降費以外，還應該加強對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補貼。經濟運行低迷時期，最先受損的是弱勢群體家庭。針對低收入群體、老人和嬰幼兒的暫時性補貼一舉兩得，不僅保障了民生，也有利于提振消費。一種普遍的擔心是補貼會主要轉化為儲蓄而不是消費。應該看到的是，補貼如果主要轉化為儲蓄而不是消費，對通脹沒有帶來壓力，沒有消耗貨幣和財政政策空間，政策成本非常低。

第三，結合不同消費品類的價格和收入彈性，實施更加精準有力的消費刺激政策。教育文娛、交通以及醫療保健等可選消費的收入彈性和價格彈性均較高，而這些消費正是當前拖累整體消費的主要部分，消費券、消費補貼等鼓勵消費的手段應注意向這類消費傾斜，以獲取更大的政策效果。

第四，緩解疫情不確定性給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帶來的焦慮感。這些企業背后都關聯著大量居民就業，特別是中低收入人群的就業。政府可設立專項基金，涵蓋疫苗接種、核酸檢測、隔離、新冠藥物研發生產等相關費用。制定針對疫情管控中受損市場主體的補償措施，通過事前告知的形式讓市場主體認識到因疫情防控受到的經營損失可以得到補償，堅定市場主體投資和經營的信心。制定幫助小微企業重新恢復經營的啟動資金支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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