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困”在勞動關系認定上

“在涉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勞動爭議中，勞動關系認定是爭議焦點，也是擋在勞動者維權路上的‘第一道檻’。”今天，本報聚焦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報道，在會場內外引發討論。代表委員建議明確企業主體責任，把好用工入口關，盡快補齊法律短板，別讓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困”在勞動關系認定上。

“我到底是誰的員工”，這一問題一直困擾著“快遞小哥”“外賣小哥”等從業者。

“以外賣員為例，A公司給他派單、B公司給他投保、C公司給他發工資……把勞動者的勞動關系‘轉暈’了。”全國人大代表、上海閔行區副區長劉艷在調研時發現，除了“層層轉包”，還有企業誘導外賣員注冊為個體工商戶，使其失去“員工身份”。

“一些平臺企業‘甩鍋’設計層出不窮，讓勞動關系認定困難。”中國郵政集團上海市郵區中心郵件接發員柴閃閃代表了解到，僅外賣平臺就有8種用工模式。

在用工鏈條長、主體多元、雇主“隱形”的新業態領域，按傳統“人身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和組織從屬性”標準認定勞動關系可能“水土不服”。“剝開各種用工形式的‘外殼’，可以看到勞動者與平臺之間的清晰關系。”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代表以外賣員為例分析說，外賣員接受平臺的考勤管理，工資發放周期具有固定性，本質上還是平臺通過數據和算法對勞動者進行管理。他認為，應明確平臺企業的主體責任，嚴禁誘導勞動者注冊成個體工商戶。

劉艷代表建議，對平臺企業及相關配套服務企業實行備案管理制，由人社部門定期加強檢查。同時，參照勞務派遣模式，平臺企業只進行一次用工“轉移”，配套企業不得再次轉包。

確認勞動關系，是對勞動者最基本的保護。法律界代表委員呼吁，給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明確的“法律身份”。

“我國現行勞動法體系構建在傳統就業模式的場景之上，用現行法律解決新就業形態領域的實際問題，面臨著理論和實務雙重困境。”北京金融法院法官厲莉代表建議，盡快出臺適應新就業形態發展的勞動法律制度。

“我國勞動法在普遍保護勞動關系的同時，也設立了專門章節對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給予特殊保護，這為勞動法保護新業態勞動者提供了參考。”北京金臺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委員建議，盡快修改勞動法，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進行專章規定，將其作為特定職業類型納入勞動法保護范圍，明確新業態用工屬于新型勞動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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