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羅衛紅：為靈活就業群體構建更有彈性的權益保障體系

目前，國內靈活就業者達2億人左右，其中較多是依托于互聯網平臺的新就業形態從業者，如外賣員、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這些“小哥們”是否有勞動單位?誰為他們撐起權益保護傘?

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九三學社杭州市委會主委羅衛紅日前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建議，統籌主管部門、平臺企業、簽約公司及社會組織的能力和資源，為靈活就業群體構建更有彈性、更符合現實需要的系統化社會權益保障體系。

“不同于傳統就業方式，新就業形態是典型的零工經濟，具有靈活性、短期性、流動性和非契約性等特點。勞動者也面臨勞動關系難認定、社會保障缺失、維權難等煩惱。”羅衛紅表示。

據相關統計，平均僅有26.53%的騎手與外賣平臺簽訂了勞動合同，超70%騎手沒有享受平臺為其繳納的養老、醫療、工傷等基本社保，權益保障存在諸多痛點。

對此羅衛紅認為，首先應落實落地人社部等發布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督促各省市制定細化規則，盡快形成可執行、可實踐的制度規章。

如《指導意見》就“平臺企業”做出較多義務性規定，但“平臺企業”本身的定義卻未予以明確。同時雖明確部分情況下平臺企業需依法承擔“相應責任”，但在實務操作層面卻常常面臨責任主體不清、責任劃分混亂等情況。

“因此建議適度松綁制度枷鎖，在目前司法界定空白的情況下，將外賣小哥身份確定為外賣平臺的‘類雇員’。通過建立特色職業傷害保障機制或開發特色險種，為其提供多方位權益保障托底。”羅衛紅說。

針對實操層面“無法找到維權對象”的問題，她提出要求消費者入口端平臺企業對上下游企業及從業者信息進行全面梳理，做到各類關系從底到頂“可查實、可追溯、有記錄”。

此外，羅衛紅在調研中發現，一些外賣、快遞平臺企業基于自身利益，在系統算法中加入嚴苛的扣罰機制，客觀上造成“內卷”。

為此她建議對平臺規則和算法進行必要規制，制定時充分聽取工會和勞動者代表意見，確保算法的透明性和可問責性，破除規則螺旋上升、持續壓榨勞動者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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